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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石发展的历史

2013-01-03 作者:茯苓

软玉的摩氏硬度并不高,因而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使用玉为材质的工具。中国将在辽东半岛对兴隆洼文化(距今约8000年)的遗址考古发现中发现岫岩玉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玉器予以认定。[1]新西兰的土著人也曾在他们的文化遗迹中发现了众多遗迹,考古证实在新西兰玉石也曾流行了数个世纪。在日本,玉器也被作为祭祀用的器皿材质之一,尤其是勾玉。在日本历史上的三大神器中也有玉石的出现。

新石器时期出土的玉器大多不是当前国际公认的阳起石一类软玉,而是蛇纹石种,亦即文化观念上的玉石。因而这一时期出土的玉器材质往往种类繁多,岫岩玉、独山玉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玉材。

伴随着社会的进步,玉石的雕刻工艺日趋进步。前16世纪中国商代开始将玉器作为奴隶主贵族的财富象征。并且玉器也开始分担政治器皿的职能,帝王在分封贵族、授予大臣财富时往往不乏玉器的存在。在河南殷墟,1976年妇好(商代帝王武丁的妻子)墓中出土了755件玉器,其中囊括了岫岩玉、和田玉(这说明在当时中国中原地区已经和新疆有了经贸联系)等材质制成的玉龙、玉桂、玉璧、玉琮、玉盘等装饰、配件、礼器;在商代的考古中也发现了“跪坐人”等反映社会风气的配饰。说明玉器在商代形成了种类繁多,用途广泛的一个系统,其样式也有新石器时代的片状物检发展为简单的配饰、雕件,说明了当时主要的工具青铜器加工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。西汉金缕玉衣。其制作的精良程度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玉器制作工艺。

随着儒家思想对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影响不断加深,其学说中关于玉的政治理解也随之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共识。玉器系统也在这一时期日臻完善,形成“六瑞”“六器”职能分工各有不同的体系。“六器”出自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“以玉作六器,以礼天地四方:以苍璧礼天,以黄琮礼地,以青圭礼东方,以赤璋礼南方,以白琥礼西方,以玄璜礼北方”,作为天子进行对天地四极进行祭祀,祈祷国家安定,社稷平安的礼器。而“六瑞”也是出自周礼“以玉作六瑞,以等邦国:王持镇圭,公持桓圭,侯持信圭,伯持躬圭,子持谷璧,男持蒲璧”,以圭、璧两种玉器,通过官制的高低缓分出六器,说明当时的[[中央集权已经大体形成。不过也有学者指《周礼》成书于战国时期,其著作难免会有儒家的思想文化掺杂其中。天子在祭祀天地、时,要用玉册来刻下铭文;百官封爵以玉器为印信;转达君令使用玉符、君子以玉为德行操守的标准;民间诗歌中经常以玉作为美好事物的代表象征。如《诗经·国风·周南》提到的一段诗歌:

“投我以木桃,报之以琼瑶。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。”

这其中的“琼琚”“琼瑶”“琼玖”均是当时对“玉”的美称,此外“白圭之玷,尚可磨也;斯言之玷,不可为也。”(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)“淇水在右,泉源在左。巧笑之瑳,佩玉之傩。”(《诗经·国风·卫风》)此外很多成语也与玉有关,如“玉壶冰心”、“玉石俱焚”等,在这些成语中无分褒贬,“玉”的意义一般均为褒义字。

中国在战国时期随着儒家文化的不断发展,人们在逐步接受各种派系思想的同时,也接受了玉在文化中的作用。因而玉的文化意义也在不断上升,诗歌中、宫殿内、祭台上都有玉器的存在。其中关于“和氏璧”的典故在这一时期出现,通过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等史书不断延伸,成为极富文化意义的象征。玉的文化意韵还是逐渐成形。

汉朝后玉器的制作工艺上不断创新,可以使用玉器的阶层,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白衣不一而足。对玉的理解加于了道德的象征,东汉许慎的《说文》上给予玉五种道德,即“仁、义、智、勇、洁”玉之五德。玉器也开始逐渐向随身装饰和摆放雕件两个方向发展。六朝后的玉器开始向写实的手法上发展,作品大多以人和典故为主题。宋以后,玉成为世俗化的装饰。

玉器曾作为丝绸之路上西域地区的特产之一,于阗(今中国新疆和田县)以出产色泽洁白的软玉而著称,在伊朗、阿富汗、印度都有出土记录。和田玉中色泽洁白,有脂肪光泽的玉被称为“羊脂白玉”而受到人们的喜爱。此外,新疆准噶尔盆地与青海也盛产玉石。

明清以后玉石的雕刻日渐以装饰为准,其中不乏乾隆时期著名的大型玉雕大禹治水图玉山,以及其他玉材加工后的名品。这一时期硬玉翡翠也开始受到社会的欢迎,慈禧太后的墓室中就曾被发现有大量制作极为精良的翡翠玉雕出土,但后来因被盗墓而不知下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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